我国银行的资管部门无论是和基金公司，还是和国外银行的资产管理子公司相比，在人员数量、激励机制上都还差距较大，也造成了人员不断流失。

笔者：农村信用社能否私有化？ 农信社主任：不能私有化，私有化后没有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债转股实现存量去杠杆。

笔者：如果你承包这个农信社，如何做好工作？ 农信社主任：会采取控制工资等各项成本、推动产品创新等各项措施。目前，我国宏观杠杆率已超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拐点值，继续加杠杆的边际收益下降，边际风险上升。此外，企业违约风险增加的背景下，企业部门杠杆率仍然上升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的配合。因此，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同时，应淡化经济增长的目标。要强化功能监管和综合监管，实现风险监管的全覆盖。

公共部门储蓄率不断攀升根本上是由于政府部门热衷于加大投资保增长，忽视民生、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结果。同时，金融宏观调控软弱无力是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外部环境。相反，英国早前采取的紧缩措施增加了民众的痛苦，也间接造成了脱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

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经济指标有所恢复，但危机的影响却远未消除，难以称之为走出危机，反而近年来去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以及恐怖主义袭击频发等现象让笔者反思，危机的后遗症可能刚刚开始。而国际金融机构也转向乐观，IMF、OECD均将今年全球增长上调至3.5%，为六年来的最高。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中国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选择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独立的中间状态。

如今警示中国风险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但即便质疑，也无法否认稳定的增长为十年来中国弯道超车，提升竞争力创造的机会。而美国方面，由于长期基础设施的陈旧，特朗普提出的增加基建投入赢得很多支持。

以及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而非在上述改革推进上有明确的先后顺序等等。相比之下，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表现黯淡，十年来，美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基本稳定在9%左右，德国出口占比则下降约1个百分点至8%，日本出口份额亦从5.4%下降至不足4%。欧洲也迎来了欧债危机以来最好的经济增长，核心国德国增长稳健，曾经的债务国西班牙一跃成为欧元区增长的排头兵，欧元区甚至也将很快退出量化宽松。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去年中国的零售市场已经约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对比来看，发达国家的基建投入与财政刺激相对落后，直至杭州G20峰会，全球才就增加财政支出达成共识。新兴市场自不用说，IMF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过去几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特别是金砖国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例如，与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有六大目标，有一定的灵活性。毕竟当前无论从经济增长指标，还是各国救市政策来看，都已经十分接近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

但是，危机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土壤，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催生新一轮的理论繁荣，正如凯恩斯理论之于大萧条，供给学派之于滞涨，以及华盛顿共识走下神坛之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在加大，其外溢性亦已纳入美国货币政策走势的考量。

以及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通过SLF、MLF、PLS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通过短期利率走廊+中期指引，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中国出口虽受到危机的影响，但从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来看，竞争力反而提升，十年间，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5年的14.1%。

金融危机是不幸的，其短期内造成的经济急剧下滑、失业大幅攀升以及资产价格缩水的负面影响，使大部分群体都遭受损失。以美国最大汽车公司GM销售为微观例证，2007年GM公司的销售来自美国的市场份额是中国的4倍，但去年GE在华市场销量超过387万辆，连续七年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已经连续七年处于复苏区间，并在近几年相继退出量化宽松、开启加息周期、且开始给出缩表规划。如今距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有十年时间，笔者对本次危机及各国应对经验与教训有三点反思。危机削弱中国竞争力了吗?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的爆发，曾给中国带来重创，从2007年高达14.2%的增长，一路下滑至2009年最低时的6.4%，东南沿海大量外贸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中国不得不采取紧急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十大产业政策，以防范危机的蔓延。当然，对待这些措施的效果目前来看并未有共识，质疑声仍然此起彼伏。

量化放松能否终结金融危机？ 可能有人会惊讶，这难道是问题？金融危机当然结束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G20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以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全球化战略等事件，均显示危机十年后，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应对危机的实践很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竞相效仿，经济学理论也在相应的做出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四万亿之初的过度赞美，还是后期近两年对四万亿政策的大举否定，在笔者看来，都有片面之处。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中国前期通过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避免了危机，但却产生了债务风险、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但对比之下，笔者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危中有机，给了中国在全球弯道超车的机会。

同时，近年来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投入也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高铁、机场、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综上表明，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有一定的独特性，很多甚至有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在大名之下，是享受着各种特权的武士阶层，这一阶层，不仅拥有佩刀等政治特权，另外还享有家禄等经济特权，所谓家禄就是政府向武士免费提供的经济补助，通常以禄米的形式发放。

可是，要改革家禄制度谈何容易。当面对掌握强大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利益群体时，如何通过好的机制设计达到既得利益群体的追求与体制变革的要求激励相容，是每个关心改革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创新也许能给体制变革的设计者带来新思路。

1853年7月，时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的佩里将军，率舰队抵达日本并触发了黑船事件，就此打开日本封闭的国门。美国的入侵激化了幕府与地方强藩之间的矛盾。

尽管武士与贵族掌握的银行股份不断被转手到其他人手中，到1882年，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银行股份的3/4。这也是历史上体制变革鲜有成功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推翻幕府统治之后，锐意进取的明治政府，其改革是否就一帆风顺呢？实际上，在推翻幕府统治之后，明治政府仍面临着巨大的改革阻力，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安抚那些地方诸侯的问题，我们知道推翻幕府的主力军是长洲、萨摩等强藩，这些地方势力不但把持着地方的军权，还控制着当地的银矿、土地等经济资源，新生的明治政府此时还只是一个空壳，手上既没有兵，又没有钱，那么明治维新是如何成功的呢？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古今中外，体制改革都要动不少人的奶酪，所以，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各方都能从改革中受益、进而支持改革，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兼容呢？尤其是如何防止既得利益阶层阻扰改革？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而最不愿意改革、甚至是反对改革的就是原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团体。世袭享有家禄的武士阶层，不仅是当时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武士手中还掌握着军事与政治资源，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内战。近代中国饱受外强欺辱，尤其是来自日本的侵略给我们中国造成巨大伤害。金融其实很简单 体制改革是热门话题，金融创新在体制变革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历史上有哪些经历可以借鉴呢？你可能知道明治维新让日本走向现代，但未必知道明治维新背后的金融故事。

通过上述故事，你可以看到，体制变革往往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具有维新思维的长州、萨摩等藩，反对幕府与外国列强妥协，从而结成联盟，并暗中联系天皇，主张倒幕。

武士阶层在日本很庞大，在德川幕府时期，武士阶层占当时日本人口的6%-10%，到明治初期，武士仍占日本总人口的6%。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如下。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中间的原因很多，故事也不少，我们就集中在明治维新的金融故事上。确实，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转型的起点，在这之前，日本实行的是封建等级制，其中天皇是名义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幕府将军掌握着实际政治权力。